中国古代教育简史（三）

隋唐

公元589年，隋朝建立，并对文化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隋文帝时重兴儒学，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在中央设立国子学和太学，在地方设立州学和县学；中央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内置祭酒专门管理所属各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部和教育部长。

606年，隋炀帝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科举制推行1300年之久，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学校教育异常兴盛，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学制体系。中央设“六学”、“二馆”，“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隶属国子监。二馆即弘文馆（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隶属门下省）和崇文馆（皇室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隶属东宫）。中央官学还设有玄学、天文学、音乐学、医学、兽医学等专科学校。地方教育制度更为周详，按府州县人口多少分等级，规定师生名额，乡、里均设学，基本每七十到一百户人家就设立一个学校。学校内部管理完善，入学制度、学制度、教学制度、考核制度、惩罚制度、休假制度等都法制化。

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但佛道并存。国子学中立周公、孔子庙，重用儒生；编订《五经正义》，镌刻“开成石经”以统一经学。

唐代开始出现来自日本、朝鲜和西域各国的留学生。

唐承隋制，以科举制选拔人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官员的升擢任用，均服从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相同，不仅促进了唐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政治革新。

隋唐时期任由私学发展，遍布城乡，形态各异。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不仕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初级私学；既有儒学、佛学，也有律学、数学、算学等，甚至还有专门的兽医学、风水学、星相学等。

唐朝的家庭结构是同居共财，很多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更有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这样的家庭结构促使家学兴盛，出现了大批成文的家规，家风，家法，如最早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家法《柳氏家规》。

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却是“书院”名称之始。之后出现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如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

唐代时期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全民教育。

两宋

宋代始终处于民族冲突的动荡之中，但政治开明，儒学复兴，理学兴盛，科技发展迅速。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建立宋朝。宋初“兴文教，抑武事”，尊孔崇儒，却重科举轻学校，致使官学有名无实，人才后继乏力。后经过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三次改革，整顿太学、广设地方学校，开设专科，官学得以振兴。详见拾遗 | No.41 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

太学是宋朝兴学育才的重点，也是中央官学的核心。辟雍是太学的外学，也叫外舍。教育内容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儒家经典，采取三舍法、积分法和苏湖教学法。四门学和广文馆是为士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设立的预备学校。专科学校中画学是宋朝的创举。

苏湖教学法，又称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主持苏湖州学的时候创立的教学制度，后被范仲淹在庆历兴学时引入太学。

胡瑗反对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他在学校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科教学。经义斋主要学习儒家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又称治道斋，分为治兵、治民、水利、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旨在培养具有专长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实用科目在宋代第一次取得了与儒学经学同等的地位。在治事斋中，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开创了主修和辅修的先河。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实际，注重实地考察，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

宋代学术思想活跃，出现了众多教育家，最有代表性的有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陈亮、叶适等。王安石主张“经世应务”；程朱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陈亮、叶适主张德才并重。陆九渊的心学也是宋代颇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想。

南宋末年以后，理学教育思想获得正统地位。元代开始，朱熹注的《四书集注》被御定为基本教材。

南宋时期，由于学校教育逐渐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引起士大夫们极大不满，加之理学兴起，书院作为一种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身的教育机构空前繁荣起来。最著名的是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开封的濮阳书院。

书院大都反对以追逐科举及第，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实践，立德树人。书院提倡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崇尚学术争鸣。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最好的佐证。书院以学生自修为主（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教师答疑为辅，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书院对学术职业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教育史上富有创造性的一种教育制度。

南宋书院的兴盛与发达，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有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亲自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学规，不仅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于官学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还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上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朱子读书法”及其“主敬”的修养论曾在教育理论领域内统治多年。朱熹还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把小学和大学作为一个统一的教育过程来考虑，提出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道德行为训练，大学的基本任务是“格物致知”。

宋代蒙学发达，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程式。学塾中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以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这一时期蒙学教材不断涌现，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广。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沈括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成就，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与两宋同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两个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辽、金，他们基本上推行的都是汉化教育政策，施行类似的教育制度。